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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渠那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 ——廣西民族大學外語學科創始人之一:范宏貴教授


          2022-03-28 15:23 劉志強  審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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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廣西民族大學創辦于1952年,原為中央民族學院(今中央民族大學)廣西分院,1953年更名為廣西省民族學院,1958年更名為廣西民族學院。外語學科始于1964年,有英語、法語、越南語、老撾語、泰語、柬埔寨語、緬甸語、印度尼西亞語和馬來語等9個語種、10個本科專業,是中國開設東南亞國家語種本科專業最多的學科之一,7個東南亞國家語種專業均為國家級特色專業。英語、越南語、泰語三個專業2019年成為國家級一流本科專業建設點。從2000 年以來先后獲得亞非語言文學、外國語言學及應用語言學、翻譯專業等三個碩士點,2011年、2013年先后獲批成為外國語言文學一級學科碩士點、一級學科博士點。亞非語言文學和英語語言文學兩個二級學科是廣西高校重點學科,外國語言文學學科2013年獲批為廣西高校特色優勢重點學科,2018年獲批為自治區一流學科。經過半個世紀的積淀和發展,已形成鮮明的特色和優勢,在人才培養、科學研究、社會服務等方面為國家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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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49月,根據廣西壯族自治區黨委韋國清書記的指示,在廣西民族學院增設外文專修科(公開叫語文專修科),設立越南、泰國、老撾等三種語文專業?!?/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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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  年  經  歷


          范宏貴先生1934年出生于云南省開遠縣,一些資料顯示其為歸僑,非是。

          其父親為范華盛先生,早年在越南工作,母親是廣西憑祥人士,有兄弟姊妹共8人。其父親勤奮耕讀,既通越南語,又諳法語,遂考入法國人經營的滇越鐵路管理部門工作,后成為滇越鐵路昆明站首任站長。幼年時,家境優越,幾位兄姐均在越南法語學校攻讀,均成棟梁,其中胞兄范宏科先生曾在北大東語系任教。少年時,先生曾在昆明教會學校念書。1952年,先生考入中央民族學院語文系。根據先生的回憶,新中國成立之初,中央就有為少數民族創制拉丁化拼音文字的打算,由于自幼通曉越南語文,畢業后本有為少數民族創制文字的興趣。但1956年,國家要建立民族學專業,請來蘇聯專家——莫斯科大學民族學教研室主任切博克薩羅夫教授到中央民族學院講蘇聯民族學,于是先生被保送至歷史系民族學研究生班。

          先生在中央民族學院耕讀時期,正是我國高校院系調整時期,1952年,大批社會學名家轉入中央民族學院任教,其中包括費孝通、潘光旦、夏康農、翁獨健、林耀華、楊成志、聞在宥等。費孝通的老師吳文藻從日本歸國后也到中央民族學院任教。根據先生的回憶,當時中央民族學院還聘請著名的語言學家高名凱、羅常培、呂叔湘、夏鼎、傅懋勣給他們上課,在這樣的大環境下,先生得以學術熏陶。[1]P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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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11月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越南祖國陣線主席阮善仁看望范宏貴教授

          學  術  道  路


          先生的學術經歷是從翻譯開始的。由于自幼通曉越南語文,1956年至1957年,先生即在中央民族學院研究部編輯出版的《民族問題譯叢》上發表譯文。1956年,先生與胞兄范宏科翻譯出版了《勝利的越南》一書。[i] 1958-1961年,先生在廣西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組工作了三年,幾乎走遍了廣西的所有縣份。先生由此也獲得了很多書本上沒有的知識。1959年,先生從中央民族學院歷史系民族學研究生畢業后分配至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民族研究所工作。也就是這一年,先生第一篇嚴格意義上論作刊登在《史學月刊》上。1959年,《史學月刊》第12期刊登了先生的《談談“坐家”和“不落夫家”》。

          1961年,先生又從中國科學院民族研究所調至廣西民族學院(今廣西民族大學),1963年,先生獨立翻譯完成了《越南社會發展史研究》。[ii]先后在歷史系、政治系、外語系、民族研究所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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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在泰國朱拉隆功大學講學

          先生認為,他的知識主要從八個方面獲得:一是師承導師;二是教科書;三是普及讀物;四是聽學術報告;五是各類座談會;六是學術研討會;七是與人交流;八是田野調查。嚴格意義上說,先生也算厚積薄發,逾花甲之年才出版個人著作,共有個人學術著作7部,合著13部,譯著3部,譯著3部,發表論文160余篇,譯文20篇。先生的著述又可分為三大領域。首先是少數民族研究,其次是東南亞民族文化研究,第三是史籍、資料整理。

          1983年,先生與胡起望先生合著了《盤村瑤族—從游耕到定居的研究》,[iii] 1990年先生出版了個人著作《少數民族習慣法》,[iv] 1997年,先生與顧有識等合著有《壯族歷史與文化》。[v]

          1999年以后,先生轉入華南與東南亞民族文化的研究。先后出版了《越南民族與民族問題》[vi] 2000年,先生代表作——《同根生的民族—壯泰各族淵源與文化》出版,[vii]該書曾獲第三屆中國高校人文社科優秀成果獎。2004年,《華南與東南亞相關民族》問世,[viii] 2006年,《中越邊境貿易研究》出版,[ix] 2008年,《越南語言文化探究》出版,[x] 2013年,先生又出版有《同根異枝的壯泰族群》,[xi]2014年,先生八十壽辰,又出版有《華南與東南亞論稿》,[xii]2015年,《中越跨境民族研究》出版。[x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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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年在中國駐老撾大使館講座

          先生治學尤其注意史料的搜集甚至整理。如先生曾點?!痘浳鲄草d》,2005年,主編了60多萬字的《儂智高研究資料集》[xiv],該資料集為學界影響較大。此外,廣西民族大學早年有關越南的重要漢文典籍,如《大南實錄》、《大越史記全書》、《欽定越史通鑒綱目》、《大南會典事例》等都是先生藏書,并復印贈與相關資料室。

          除以上三個領域外,先生偶爾也涉獵文史、民族領域之外的研究,如2000年出版的《越南、古巴社會主義現狀與前景》[xv]一書中越南部分的撰寫,即是先生的手筆。自20世紀80年代中期起,先生即陸續發表了有關中法戰爭史研究的論著十余萬字,后來均收錄至其文集——《廣西社會科學專家文集——范宏貴集》中。[4]P191-260

          在先生的學術道路中,徐松石和費孝通是對先生影響較大的兩位學者。先生曾說,“1954年,我有幸拜讀了徐松石先生的大作《粵江流域人民史》[xvi]和《泰族僮族粵族考》,[xvii]使我茅塞頓開。那時我對壯族有膚淺的認識,閱讀過這兩本書后,才知道我國的壯族還與越南、老撾、泰國、緬甸的一些民族有血肉關系,真是天外有天,大開了我的眼界。1954年初,我在北京王府井的舊書攤上如獲至寶地買到了1941年中華書局再版的《粵江流域人民史》,后來又得到《泰族僮族粵族考》,我又細讀了兩遍。[xviii]這兩部專著對壯泰系列民族的淵源關系做了開創性的論述,使他受益匪淺。  先生提及徐松石先生這兩部著作讓他受益最大的方面包括:一、在舊社會歧視少數民族,不當人看,視為禽獸,在族稱旁寫犬字邊,在口語上叫他們“蠻子”或“苗子倮倮”。唯獨徐松石先生用雙人旁,即有意提高少數民族的地位。二、徐松石先生的著作透露了很多信息,其中包括壯族還有很多親緣民族,在國內與擺衣(傣)、仲家(布依)、侗、黎;在國外與越南、老撾、泰國、緬甸的一些民族是兄弟姊妹關系。他的這一論斷為后來的語言學、歷史學、民族學等學科的研究所證實。三、徐松石先生把“地名研究考證法”首先用于壯族的研究中。徐松石先生經過研究,歸納出壯族地名的特點,然后探索出壯族古今的分布。

             正如先生所言,他其實在沿著徐松石先生的足跡在前行。[xix] 1978年改革開放以前,涉及國外的研究是禁區,但先生一直想把壯族的研究擴大到老撾、泰國、緬甸與壯族有親緣關系的民族,但那時的時代環境仍盼不可及。直至1986年,泰國朱拉隆功大學邀請廣西民族學院(今廣西民族大學)赴泰訪問,先生是代表團成員之一,當時先生在朱拉隆功大學和清邁大學做了相關的學術報告。從此,先生將壯族與東南亞相關民族的研究逐漸結合起來,并取得了可喜的學術成就。

          費孝通先生則是另外一位對先生學術道路具有重要影響的學者。先生在中央民族學院攻讀研究生時,費孝通先生當時任中央民族學院副院長,由于擔任學校研究生會秘書長的機會,先生得以與費孝通先生有過幾次接觸。1956年,中央決定組織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組,由費孝通先生負責,先生參加了這一調查組,受益匪淺。1980年,費孝通先生委派中央民族學院的胡起望教授和先生一起到廣西金秀瑤族自治縣進行調查,此次調查成就了《盤村瑤族—從游耕到定居的研究》一書。此后,先生與費孝通先生的學術往來日益密切,先生也得費孝通先生支持良多。先生對費孝通一直敬仰,他說,費孝通先生的一生,經過坎坷和磨難,但他挺過來了,他不僅是卓越的學者,還是知識分子的楷模。[5]

          治  學  思  想


           

          先生的治學思想主要包括幾點,首先是重視文獻,二是堅持調研,三是注意學術交流,四是強調國學基礎。

          由于早年先生在北京求學,再加上其胞兄曾在北大東語系任職和先生性格寬和等原因,先生的學術交往較廣。如上個世紀80年代初,法國漢學家蘇爾夢教授即登門造訪,據先生早年回憶,那時廣西還不允許在家中接待外賓。多年來,先生與歐美、日本和東南亞各國學界有較為密切的聯系,先生故而也多關注學界動態。曾在日本、越南、泰國、老撾等國講學,香港、臺灣等地慕名到訪的學者也較多。但無論走到哪,還是與學者們交流,先生頗注意搜集、詢問和交流相關文獻,先生宅中,可謂處處皆書,且對研究生全部開放。

          先生逾古稀之年,仍堅持每個學期都赴東南亞調研,甚至赴“金三角”調研。重視調研的學術思想,與其早年出身民族學學科有密切的關系。且先生經常教導我們治學也要注意“看菜吃飯,量體裁衣”,多注意分寸,如胡適先生所言:“有幾分證據,說幾分話,有七分證據,不能說八分話”。

          先生治學尤重學術交流。重視學術交流又體現在以下三點:首先是重視與國內學術重鎮的交流。如幾乎每年,先生都帶青年骨干教師和研究生赴北京大學參加學術會議。其次是重視與國際學界的交流。先生與歐美、日本、東南亞各國學界有著密切的學術聯系,經常推薦相關同行至國際學術界。第三是重視學校內部青年教師和研究生之間的交流。先生曾回憶:“我校老師經常到東南亞國家出差,他們的觀感很多,于是我就舉辦不定期的東南亞之夜沙龍,邀請剛出差回國的老師講出國觀感,然后大家議論。如果東南亞出現重大事情,也開沙龍,由一人主講,與會者各抒己見?!毕壬啻翁寡?,其年青時對國學重視不夠,以致文筆仍有不足。其對于國學之重視,在其回憶文章中也有談及。先生說,“我還有一個感悟,研究周邊國家的文化,必須先熟悉中華文化,否則見到寶貝不識寶。中華文化深厚、豐富,不要以為自己是中國人就什么都知道,其實不然?!贝送?,先生治學強調文史哲不分家,這對于外語學科而言,尤其難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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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  科  貢  獻


          先生對廣西民族大學民族學和亞非語言文學的學科貢獻是較大的。首先是培養了民族學專家周建新等教授,指導并引導周建新等教授走特色研究之路——接班做華南與東南亞相關民族以及跨境民族研究。周建新等教授不負眾望,2012年,廣西民族大學以特色優勢獲得了民族學一級學科博士點。

          先生曾長期任教于廣西民族大學民族研究所(今廣西民族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2001年,外國語學院黃秀蓮院長希望先生到外國語學院推動亞非語言文學(東南亞語種專業方向)的學科建設,先生為其真誠感動,遂擔任亞非語言文學學科帶頭人,先后培養了大批既懂語言,又逐漸步入學術之門的研究生,這些研究生后來有不少畢業生分別考上了北京大學、中山大學、廈門大學、暨南大學、鄭州大學的博士研究生。此外,先生還積極推動學校與東南亞國家的學術交流,擴大了學校在東南亞國家的學術影響。2012年,廣西民族大學又以亞非語言文學學科為特色優勢,與四川外國語大學、西安外國語大學同時獲得了外國語言文學一級學科博士點。

          廣西民族大學有兩個博士點,最具國際特色的是民族學和亞非語言文學。先生退休以前的絕大部分經歷都在為民族學學科建設添磚加瓦。退休后,又為亞非語言文學學科培養大量人才??梢院敛豢鋸埖卣f,沒有先生,就不會有廣西民族大學的亞非語言文學學科。

          先生對學科建設的貢獻還在于營造了包容、開放的氛圍,只要是對國家、社會有益的研究方向,他都支持,且從不奪人之功,不以尊長自居,這與其受到費孝通先生治學為人思想具有重要的關系。先生曾回憶,在費孝通先生的指導下,早年他和胡起望教授一起調研,合作了《盤村瑤族—從游耕到定居的研究》書稿,請費孝通先生審閱。費孝通先生就學術觀點等問題提出了修改意見,但尊重作者的意見,說:“我提的意見,你們好好考慮,消化了,接受得了,你們就改。想不通,可以不改,按你們的思路去寫?!毕壬啻胃姨峒百M孝通先生學術民主,學術自由的大度思想對他治學和指導研究生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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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    語


          先生的辭世是中國民族學界和東南亞研究學界的重大損失。同時,先生也留下了不少未競的書稿,其中我知道的就有專著四部,譯著一部。專著三部為《中越關系百年史》,此書稿十余萬字,為先生文革時期便起筆至今,未能續寫,曾囑我完稿。另有《老撾史綱》、《越南語言文化新究》、《越南歷史與社會主義改革》,每部均有十余萬字。此外,有個人譯著《一網打盡》(越文反特小說),尚未付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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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生認為,從事社會科學研究,與醫生行業一樣,靠經驗,靠積累資料。沒有資料是很難行得通的,俗話說“巧婦難為無米之炊”。2010年,先生在談及自己治學及著書立說思想時,曾總結出五點,可供學界學人參考:第一是興趣。第二是選題要符合社會和國家的需要,順應時代的要求,對社會的進步和發展有益。先生特別強調了國家和社會的需要,有眼前的需要和長遠的需要兩種。第三,研究方向的選擇要注意是否有完成課題的主觀條件和客觀條件。第四,選題和成果是否有生命力,是否經得起“大浪淘沙”。第五,我們的研究和成果要留有余地。這個“余地”有兩層意思,一是人的知識和能力是有限的,甚至對某些人來說,是很有限的,不可能“包打天下”,自己不能解決的問題,或沒有把握的問題,或沒有確切根據的結論,就不要急著下結論。另一層意思是自己一時解決不了的問題,留待研究成熟后,可能是幾個月或者幾年,甚至更長時間的后續研究來解決,這樣可以保證研究成果相對更科學和客觀?!鞍宓薯氉昀?,文章不寫半句空”。先生常用范文瀾先生的治學精神鞭策后學。

            ——本文原載《中國東南亞研究會通訊》2017年第1期,有刪改。



          [i][越]文鋒著,范宏科、范宏貴譯:《勝利的越南》,1956年,新知識出版社。

          [ii] [越] 明崢著,范宏貴譯:《越南社會發展史研究》,1963年,三聯書店。

          [iii]胡起望、范宏貴著:《盤村瑤族—從游耕到定居的研究》,民族出版社,1983年。

          [iv]范宏貴著:《少數民族習慣法》,吉林教育出版社,1990年。

          [v]范宏貴、顧有識等著:《壯族歷史與文化》,廣西民族出版社,1997年。

          [vi]范宏貴著:《越南民族與民族問題》,廣西民族出版社,1999年。

          [vii]范宏貴著:《同根生的民族—壯泰各族淵源與文化》,光明日報出版社,2000年。

          [viii]范宏貴著:《華南與東南亞相關民族》,民族出版社,2004年。

          [ix]范宏貴、劉志強等著:《中越邊境貿易研究》,民族出版社,2006年。

          [x]范宏貴、劉志強著:《越南語言文化探究》,民族出版社,2008年。

          [xi]范宏貴著:《同根異枝的壯泰族群》,廣西民族出版社,2013年。

          [xii]范宏貴著:《華南與東南亞論稿》,民族出版社,2014年。

          [xiii]范宏貴,劉志強等著:《中越跨境民族研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年。

          [xiv]范宏貴主編:《儂智高研究資料集》,廣西民族出版社,2005年。

          [xv]周新城主編:《越南、古巴社會主義現狀與前景》,安徽人民出版社,2000年。

          [xvi]徐松石著:《粵江流域人民史》,中華書局,1939年。

          [xvii]徐松石著:《泰族僮族粵族考》,中華書局,1936年。

          [xviii]范宏貴:《沿著徐松石先生的足跡前行》,載《中國壯學》(第三輯),民族出版社,2007年。

          [xix]范宏貴:《沿著徐松石先生的足跡前行》,載《中國壯學》(第三輯),民族出版社,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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